缅怀我的一生1
我生与1924年9月23日辰时，排行第一，当时家境是田无寸土，房无一间，是租余简公的几间茅屋和几亩薄田，父亲长期在外做长工，一直做了四十七年，生活非常困难。我就是生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家庭里。父母共生我兄妹6人，我为长，由于父母勤俭异常，在此人口众多，既无产业又无外援，这样一个艰难贫困的基础上，不到十年，先后还购买10余亩良田，为家里奠定了物质基础，使我七岁时到余族小学读书。生活略有好转，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1934年时，久晴不雨天大旱，田里减七八成，母亲久病不愈，于同年6月21日深夜乃头塘自尽矣。当时我只有十岁，从此失学，母亲死后，父亲仍在外做长工，丢下我兄弟姊妹6个，跟着伯父在家，而伯父要勤耕苦种负生活，又要安排家务，还长期患病，这带管弟妹的责任就全落在我的头上，那悲惨情景至今难忘，弟妹哭娘我更悲伤，兄妹6人哭做一团，所以不到一年，先后就死去了三个妹妹，大妹良五6岁跌在阴沟里，抱上来死在我的手里，二妹良元4岁，因病日夜哭妈妈，结果页死在我怀里，满妹不到一岁，在罗满奶奶（学纯奶奶）家里带，第二年元又死去，我在童年时代，就饱尝了这无母之悲和弟妹拖累之苦也。
1938年，父亲继娶高氏，我的继母为人很好，待我弟妹犹如亲生，这时家有继母照顾弟妹，我又入学读书，考取台元高小，1940年弟弟良青又因病死去，使我有失去了手足之情，毕业以后，又在伊山寺读了一年旧学。1942年我已18岁，因日寇作乱，父亲没有出外做长工，我亦停学，与父亲在高真寺租佃一家酒店，伯父和继母在家照顾田土，一家六口和睦共处，生活刚刚开始上升，不料又是一次大灾难在我家降临到，1944年11月初四日，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高真酒店里把我和我父亲都掠去当脚夫，因我父有病，行到南乡白鹤铺，活活把我父亲打死，我是在南乡五塘逃回来的，当时听到恶信之时，使我心如刀刮，痛不欲生，悲哀之情无法形容，接着我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的铁蹄下求请亲朋，日躲夜行，从白鹤铺把我父遗体运回家来，入殓追悼后安葬在观音山上，以表我的一点孝心。使我又饱尝了这亡国奴之苦，和对帝国主义的杀父之仇恨。
1945年元月，我与贤妻汤学爱在兵荒马乱之时，草草率率结了婚，当时家中人口还有七个，即继母，九生弟弟，两个妹妹，良顺和家秀，伯父和夫妇。兵灾未息，又遭大旱，田里减产8，9成，家里无钱缺粮，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全压在我的头上，日本打烂酒店家具，还要赔偿，我只好卖掉了3亩多田，全部赔掉还不够，使我开始成年，当灾理事，就挣扎在悲痛贫困和饥饿的死亡线上。由于继母和贤妻治家有方，合家老少努力，勤俭异常才保全了一家性命。兵旱两灾难关还没渡过，继母为减轻我的负担压力锻炼我的意志，于1946年4月初8日就把我夫妇分居，当时只分给我壹佰来斤稻子谷，一只小鼎锅，1.2亩自耕田，5亩佃耕田，其他食物用品我全让给继母食用，从此我夫妇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这无钱缺粮的基础上，只好忍饥挨饿，先帮余本立行里挑烧纸脚，后又逃烧纸卖，先是我一个人挑，后来贤妻也参与一同挑，每日一担挑到衡阳，卖了以后还要挑一担货回来，每担都是一百多斤，往返要走100多里路，每次只从家里带点冷饭在路上吃，从没有在衡阳和路上吃别的东西和住伙店，这生活之苦，负担之重，路程之远，忍饥挨饿，夜以继日，披星戴月，此时还要耕作6亩多田，我们夫妻俩就是这样吃大哭，耐大劳，艰苦奋斗才渡过这兵旱两灾这样一难关。这时贤妻已身怀有孕，我又身患重病，曾记得1946年8月一天半夜里，由于日寇瘟疫流行，我早就得了霍乱症，日夜要磕数十次，我仍然坚持挑一担烧纸到衡阳市卖掉后放回家来，行至杉桥十二塔桥下面，忽然霍乱转重，全身瘫痪，倒在路边田坎上，晕死过去，不省人事，后来遇本乡邱重阶，唐代理二人，也是卖烧纸回来，发现我晕倒在路边才把我背到杉桥伙铺，邱怀初家里，进行放沙，服药，抢救，才救活我这一条命，所以这些同志切实是我的救命恩人，生前未报答，死后也要结草以报此恩。后来不久，病还没有痊愈，仍然又去挑，时至冬天，病情更加严重，挑脚还没冒停，结果把肚子都疼了，我舍不得吃药，只叫贤妻摸石螺子煮淡水酒吃，当时贤妻不畏寒冬，天天到塘里摸了一个多月，石螺子少都有一谷箩，这样病情和生活才得好转。
1947年元月，贤妻生下了第一个男孩余治国，这孩子生性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我们夫妇爱如掌上明珠，共尝那天伦之乐，由于这样难苦奋斗，死里逃生，勤俭节约，自力更生，从而使我的意志得到了锻炼，生活才得好转。谁料这好景又不长，时至同年三月，老伯父又因病逝世，小弟九月也相继死去，我从小就过继给伯父，伯父一生与父亲一样，以孝为本，忠诚老实，祖母临终时说：“你要给两个弟弟讨亲”，没有说要他老人家讨亲，伯父为隧母训，一生都没有讨亲，伯父亦勤俭异常，先是做工抬轿，后作佃耕田，除支援我读书和生活费用处还节约不少金钱，买了三亩多田，还于1939年做了一场七日七夜的大道场，超度上人亡魂，以尽他老人家的孝心。伯父与我形影不离，教育很大，恩情很深，我三岁就跟伯父同吃同睡，及至我结婚。伯父待我，胜过亲生，伯父死后，我是悲痛万分，因是上年没钱，即停柩8个月之久，是我早晚贡灵，至同年11月，我特为他老人家做了一个道场，热热闹闹抬出门，这是为伯父之恩而尽我的一点孝心。1947年10月，因继母作田有困难，我把她老人家的抚养义务，全部承担，每年付给继母12担谷（1800斤），及至土地改革为止。这也是我尽孝报恩的一点心情。
1947年-1949年，在此期间，家中仍无产业，父亲和伯父遗下的11.5亩田，因日本砸烂酒店家具器皿，卖掉家中三亩田作为赔偿，伯父死时道场出堂又卖去观音山坎田4亩，还有4.5亩田，全作继母赡养，所以我还是无田无房，又无别的遗产，生活仍靠我夫妇的两双手，勤俭过日子，除耕作几佃耕田外，抽空仍做一些挑箩押担小生产，在那兵荒马乱时期，生意也是艰难的，曾记得那1947年冬，与岳叔汤松山等，挑碗到江西卖，路上土匪，多如牛毛，我的力量单薄，跟不上同伴，胆战心惊，一遇土匪，人才两空，真是苦不能诉也，回家之后，又得了一场重病，家中生活，还是缺吃少穿。又如1949年腊月，家中无钱过年，27日还与岳叔挑碗到洪桥去卖，由于天寒地冻，碗不好卖，及到十二月三十日早上，大雪纷飞，我打着赤脚，从洪桥回来，走了100多里路，心想家中妻儿子女，眼都望穿，等我回家过年，我在路上，身都冻硬，脚已磨破，一步一个~血，天黑之后才回到家里。老母妻妹一见此情，个个都是眼泪汪汪，悲悲切切，苦不堪言。
1949年8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衡阳还未解放，开始由地下组织，西迠部队，老郭同志来我乡组织支前委员会，我被指名为支前委员，负责组织派粮派草派伕运往前线，支援解放展示等工作，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老三区区委贾来元同志来到我乡访贫问苦，来到我家，对我进行革命理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传教育，及启发动员，又介绍我参加新民主义专团，接着又正式成立乡人民政府，我任青年委员，团支部书记，大力开展清匪反暴，减租退押，征粮等工作，从而受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启发教育很大，就积极参加了革命工作。这年11月29日生下了长女梅秀，家里人口增多，我为工作耽误了不少时间，到12月无钱过年，27日还挑碗到洪桥去卖，家中生活，仍有困难。
1950年6月9号，区委正式下调令，调我到老三区当区工作队队员，（同年9月，又调到县建设科任科员）在此期间，51年3月，家里三次来信来人说男孩余治国身患重病，由于我党的事业心和组织观念很强，工作任务繁重，一直没有请假回家里看一看孩子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竟被病魔夺去了我那最可爱的小宝贝的生命，一直到工作结束后才回到家里来，小孩已死一个多月了，是我悲痛万分，后悔莫及矣。
1951年7月，省油机总站冯任衡同志，来我县发展抽水机，县建设科科长姚世兴同志委我与他一同到各河流查勘，在蒸水两岸发展6台抽水机。同年9月娥，省总站调训，县派我带职位，带薪，带队参加省第一期抽水机技术学习班，总站还任命我为学委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半年毕业后回县组织全县抽水机学习领导小组，我任组长，组织学习安装及承贷等工作，为我县开创农机站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省学习期间，贤妻汤学爱在家，由于小儿死去，悲痛万分，家中既无劳力，缺钱缺粮，我是供给制干部，其他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仍有一些困难。她于1951年11月，来到县里，找建设科科长姚世兴同志，请求安排她的工作，县领导根据我家这以特殊情况，即安排她到县里中方塘农坊工作，从此我妻就是脱产吃国家粮的农场正式职工了，并拿薪制，工资每月24元，后是29.5元。
1952年6月，贤妻在中方农场生下次女小梅，在分县时，我被分到衡阳，农建科由于夫妻两地，不能互相照顾，加上大女梅秀患重病，已是气息奄奄，所以迟迟不能上班，就脱离了工作岗位，产户口仍未迁回，后不到一年于1953年元月，我就把她母女三人迁到西渡，住在李子园毛启勋家里。54年8月她在西渡又生下男孩治中，56年元月又生女丫头，57年11月生女月秋。所以我妻汤学爱，从51年11月到58年元月，这5年使劲按都是吃国家粮的，在此期间还生了四个孩子，这是千准万确，铁的事实存在的，后来，仍不能得到政策的落实，这使我于心有愧，忧虑至今。
1953年2月27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由当时副县长刘克俭，农建科科长阎子祥二位同志亲自介绍，县政府党支部讨论同意，报县委批准，吸收我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正式党员。从此在当的直接领导培养教育下，使我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以及当的观念，由于党内斗争激烈，我的道路虽然坎坷，大师我对当的信念，始终不变，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在党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从没有大的越轨行为，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好坏，自有当和领导以及广大群众会做出公正评判，不必我自称自能。总之，救我一家者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恩人。害我一家者是帝、~、封三只死敌。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
1954年3月，衡阳县开始建立抽水机站，我任第一任站长，属科局级干部，一直到1958年。其中1955年4月-10月，党为了对我加强教育，培养和深造，特调我到省委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理论，在学习期间还担任学委会委员和学习小组长。回县以后，县里开展肃反审运动，接着就担任县农林水站县肃反和审干小组长及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等职务。曾两次被评级为县党代会党代表。1957年反右时，由于我的工作太积极，工作方法缺乏，加上党内极左思潮已经行车，切实有一些别有用心和不明真相的同志，对我无情斗争，施加压力，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要开除我的党籍，降低行政和工资等级的处分，造成不白之冤案，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伟大而又英明的党才续步彻底把我这一冤案平反过来，否认一切不实之词，恢复我原来的一切党籍及行政工资级别。
1958年6月，白石元水库建成后，县人事科又任命我为白石元水库管理所副所长。
1958年元月，县委三令五申，号召县属所有闲散劳力及没有工作的家庭回农村参加生产，当时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份应起带头作用，再三动员贤妻带着儿女回农村来了，这样一来，造成家庭生活长期处于贫困态度，58年大跃进时，把家中原有房屋全部拆掉，贤妻带着5个小孩，既无劳力，又无房屋住宿，连同继母8口之家，全靠我每月40元工资，粮食都是吃最低水平，这困难是难以克服的，妻儿子女哀怨百出，贤妻怨恨至死矣，特别是后来我曾写了很多报告，还找到不少旁证，至今还不能得到政策的落实，这使我于心有愧，忧虑至今，无颜见贤妻，对不起子孙后代。
1950年11月，我正在省农机学校学习，忽然接到家里打来电报，说继母高氏已死，我是锥心顿足，悲痛莫及，连夜从长沙乘特快，深夜12点到达衡阳，连夜又从衡阳赶路回，天刚一亮就回到家里，看到此情此景，悲哀万分，忆继母一生，最可歌可泣，继母对我欲如亲生，母子之情，恩情很深。当时正是吃食堂饭，我身边无钱无粮，有钱也买不到物品，只好草草率率把晚母的丧事办了，母子之情，日久天长，这次我没很好的孝敬晚母，至今长产感到心里不安，黄泉之下，还要请罪于我那慈祥的晚母娘。同时家里死去了丫头和月秋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家里真是惨不忍睹。
1962年7月，生男余建辉，这时严重缺房，58年房子被拆掉后，先后曾搬家5次，最后搬到唐祖堂坳上饲养场，周围都被拆光，单存我住几间，风吹雨打，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在此紧迫的情况下，显示放砖加固，还是不行，只要搬回原地，在那无钱无粮无材料的情况下，只好架起一个临时棚子，暂时安身。为了家庭房子和生活，既不能影响工作，我又发挥解放前那种吃大苦耐大劳，勤俭节约精神，把在工作时的每一份钱，每一刻时间都节约下来，回到家里夜以继日的搬砖搬瓦，挑地基和石头，能买到一根树的钱就买一根树，日积月累，日夜奔波，于1967年完全没有请人，是由我和贤妻双手亲自建立起现在这几间房子，为了生活房子，我曾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下晚班后赶回来，清早还要赶到单位去上班，走了多少里夜路，流了多少血和汗，为老房子和生活，我是克勤克俭，克己为公为儿孙，曾经过苦日子时，我在单位每次打牙祭有肉有鱼好菜或丐食，我都省着不吃，暗地用罐子乘着，连夜送回家给儿女吃。特别是治忠这孩子，因为我是一子承五，当时我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9年后才生建辉，我是望他承宗接代，所以对他特别器重。生怕他受饿，不得成人。为了妻儿不受冻饿，我是到处借钱借粮，绞劲脑汁想办法，才得以保全家里任等生命。
1963年2月，县委免去我白石元所长职位，调任台元中心站站长职务。1966年又调任衡阳县工程队副队长，在即文化大革命之时，所谓建反派，把我化作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程队在京广铁路包了一段工程，从而又认为我是黑包头，曾在茶山坳工地，对我进行了批斗，从而我违心的把铁路上的承包合同废除，工程队从1969年3月被切除，二人被解散回家，我被调到五七干校劳动教养，及到1973年9月才把我调到农机局安排，我到长乐区农机站，主持全站工作。
1976年6月14号，贤妻汤学爱，因多种原因，服毒自尽了，这对我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和悲伤。我们本来就是恩爱夫妻，患难伴侣，结婚32年来共难苦，同患难，生死与共，形影不离，生男育女共八个，带大成人还有五个，儿多母苦受煎熬，好东好东儿女吃。饥肠饿肚勤出工，我为家中吃了苦，她比我苦苦十分，人间之苦全吃尽，从冒过到一天好时光，艰难困苦刚熬过，妻又自尽归西天，悲悲切切思贤妻，我这一生忧不完，黄泉相见道真情。贤妻逝世之前，我身患病疾，先在长乐住医院，贤妻在医院护理我14天，回家服药养病10余天，贤妻待我事事周全，6月10号早晨，就因治中去三寺门水库了，妻在前屋砍猪菜，我在后面厨房教育治忠，只说几句话，他不接受，反流着眼泪往前屋走，妻以为我骂了她儿子，就大发雷霆，拖着治忠，骂了几句，我知道她是生我的气，睡在床上，没有哼声，接着治忠去出工，她在厨房熬菜，和稀饭端来喊我吃，我只是说：”我走长乐去，不在家里吃菜了”夫妇切实没有争吵半句，也没有走，并且把菜和稀饭都吃了，不知怎么她在后面就把白泥毒菜吃了。接着不到10分钟，医师就来为她洗肠胃，打针吃药，怕有患，立即坐汽车送到呆鹰岭626医院，又进行抢救，结果到13号晚上，她吵着要回家，本来砒砂毒菜，要死只在1-2天，她住院已有4天了，病情切实脱了险，医生不但不同意出院，不知打了什么麻醉药，一针就要了她的命，抽针就讲话不圆，人事不醒，临终之前，是对医师说：“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对我下这样的毒手”断断续续说完这两句话，就再也说不出了话，接着抢救吊氧到14号下午2点多钟就与世长辞。贤妻死后，我一人在医院，电话打了十余次，家里总不见人来，打发治中回去还是不来人，加上天下大雨，等到15日10点多钟，还是未见人来，这时死尸，口里出水，肚子膨胀，将要腐烂，家里虽有树，长生未做，在此急迫的情况下，才与治中商议决定，将贤妻尸体拖到火葬场，进行火葬。火葬不是坏事，由于封建思想，风俗习惯，我还是收到不少的舆论。
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