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经历

现在我已年过八十，病入膏肓，朝不保夕。现将我的一生经历，简单扼要用磁带录制下来留给你们，希望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并妥善保管，代代相传。

为父于1924年9月23日未时诞生于贫~农家庭，父亲勤劳异常，母亲慈祥善良，父母共生我兄妹六个，我为长，因当时旧社会生活环境所逼，先后死去弟妹四个，只剩下我和良顺兄妹二人。父辈兄弟四个，三房无嗣，我乃一子承四桃也。

 

一、我的悲惨童年

当我出生之时，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租赁余简公几间茅屋和几亩薄田凄惨度日。因祖辈数代，目不识丁，当我七岁时（1931年）仍送我入学，读了二年旧学和二年初小。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至1934年6月16日深夜，正当天晴不雨天大旱，我母久病在床，她怕多用钱，难保命，而投塘自尽了，母死之后，丢掉我兄妹六个，父亲仍在渣江做长工，这带管弟妹之重任全落在我的肩上，那时我才十岁，弟妹更年幼，日夜叫爹哭亲娘，我更悲伤，全家六个孩童与老伯父相依为命，悲悲切切渡时光，因母丧父离，受尽折磨，不到一年就死去三个妹妹，大妹良玉6岁，跌在后面沟塘里，抱上岸来就死在我的怀里，二妹良元，四岁因病日夜哭着要亲娘，结果亦死在我的怀抱之中，满妹不到一岁，亦相继而死去，这悲惨之情，目不忍赌，可想而知，我的童年是饱尝丧母之哀，和弟妹拖累之苦也。母亲死后三年，我亦停学，只读一年多的夜学，到1937年，父亲见家中一片凄凉，才继娶高氏母亲，我才得继续到台元第八高小读书，毕业后，又考取了新民中学，时逢1941年，日寇已侵占我大半河山，人心鼎沸，同时弟弟良青不幸夭亡，从此，我就失学在家务农。

 

二、成年之后（1942年-1949年）

（1）解放前七年的艰难岁月：

1942年，我刚满18岁，因日寇作乱，父亲亦结束长工生活，在高真寺租赁一家小酒店营生，我父蒸酒是内行，曾在渣江，界牌，台元等酒店帮管40余年。从此我就跟父亲学习酿酒技术和经营酒店业务。酒店由于技术过硬，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全家和睦，勤耕苦种，加上高母生下开徕小弟弟，生活到也快乐，正当人兴财旺之时，谁知这好景不长，又一场大灾大难在我家中降临，1944年10月14日，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家乡，无恶不作，杀人放火，奸虐强抢，同时，把我和父亲从高真寺掠去担夫，事后，我从南乡五塘逃回，父亲有病在身，不能逃脱，行至祁东县白鹤铺，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在田野，当时我闻知噩信之时，使我悲痛欲绝，肝肠寸断，悲哀万分。接着我便不顾一切，舍死忘生，哀求亲朋，冒着枪林弹雨，日躲夜行，距百里之遥，从鬼子铁蹄之下，把我父遗体运回家中入殓追悼，葬于观音山老祖坟，以表我的一片孝心。1945年，兵灾未息，又遭大旱，在那兵旱两灾之时，我与贤妻汤学爱，草率地完了婚，此时全家已是七口人，这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又压在我的肩上，我只好白天躲兵，夜里劳动，大片田地，仍然是很少收成。至1946年4月8日，高母与我分了家，当时决定，只分给我100斤干禾子谷，一只顶锅，和六亩多佃耕田，其他一切全归高母掌管和食用，到1947年，继母高氏又决定要我每年付给她12担赡养谷。（合1800斤粗谷）（所以土改时，我是贫农，继母是小上地出租）。当时在那既无产业，又无其他收入的情况下，我们四口之家，只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作好6亩多佃耕田的同时，（付出粗谷和开支）所剩无几，只好帮人做临工，挑脚和做学挑箩押担小生意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如先帮余本立挑烧纸脚，后又挑烧纸卖，每日一担挑到衡阳，还要挑担回头货回来，每担都是一百多斤，往返一百多里路，途中从不住店，不买东西吃，只在家中带些冷饭充饥，那负担之重，路途之远，生活之苦，是可想而知也，曾记得1946年7月一天深夜，因日寇瘟疫流行，我早已染上霍乱症，早上从家里挑担烧纸到衡阳卖了，回来已是深夜，行至沙桥十二大桥下面，忽然霍乱转筋，全身瘫痪，不省人事，便晕倒在路旁，缔成不死，恰遇本乡邱重阶和唐代理二位路过，发现，把我背到沙桥邱怀幼家里进行抢救，才救出我这一条生命。由于饥寒交迫，劳累成疾，全身发肿，肚子肿的很大，我任不休息，不吃菜，只叫贤妻从塘里摸石罗子用水活脚子煮着吃，一连吃二十多天，病情才得好转。从而使我的意志得到了坚强和磨练，也养成我一生艰苦勤俭习惯。

（2）伯父逝世：

1947年元月，老伯父因病逝世，因上半年无钱办丧事，特停柩堂前十个月，早晚由我陪柩供灵，到十月特为伯父道场出门，以报伯父抚育之恩。日本投降之后，外患虽平，但内乱又起，国明党发动内战，屡屡盘剥，苛捐杂税，名不聊生，我在家中长年累月，眠草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仍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加上伯父丧病，家中已是负债累累，只好出门做小生意，来弥补家中生活，在那兵荒马乱之时，生意更是艰难险阻。曾记1948年冬，我与满外公汤松山等挑担碗到江西去卖，路上大匪，多如牛毛，我的力量单薄，跟不上同伙，胆战心惊，一路之上，真是苦不能诉也。又如1949年腊月26日，家中无钱过年，我又与满外公一同挑碗到洪桥去卖，由于天寒地冻，碗不好卖，及至29日（过年）大学纷飞，我便顶着严寒，打着赤脚，清早从百里之外洪桥赶回家来，一路之上，身都冻硬，脚也磨穿，一步一个血印，天黑之时才赶回家中，家中老母妻儿，眼都望穿，等我回家过年，见此情景，哥哥眼泪汪汪，是在可怜。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哪有我们劳动人民的活路乎？凡我等后裔，必须要牢记旧社会和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家所造成的血海深仇和苦难家史，必须要珍惜和爱护当今的幸福生活。

三、生儿育女

我与贤妻汤学爱从1945年结婚至1976年，同艰共苦生活31年，共生儿女有八个，抚养成人有五个，46年生儿治国，由于初得贵子，爱如掌上明珠，可叹治国命不长，于1951年6月而夭亡，使我椎心顿足，悲痛万分，1949年10月生女枚秀，枚秀从小多病，三、四岁还不能行走，我与贤妻都在县政府工作，我在县建设科任科员，妻在县十方塘农场任保管员，由高氏母亲带管，我每次回家把枚秀背在怀里，泪如泉涌，心痛得很，1952年7月生小枚，当时我为了带管两个女儿，曾多次动员贤妻放弃县农场工作不干，国家粮不吃，回家带好两个女儿。从此枚秀病情才得到好转，小枚更是健壮伶俐可爱。1954年8月生治中，使我欢天喜地，如获至宝，为教养好三个儿女，我又费尽心机相反设法，请示县委批准，把全家4个人的户口迁到县城吃国家粮，1956年1月生女丫头，1957年9月生女月秋，当时全家人口已是8个，贤妻带着5个小孩无法安排工作，全靠我一个人工资维持全家生活，负担已是够重的了，加上58年大跃进，，县委再三动员城镇闲散人口，下放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我是党员，有事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执行。同时县委又把我调到家乡白石元水库当所长，由于多种原因，逼得无奈，我才违心的放弃家属国家粮不吃，于58年纯，将贤妻和5个儿女户口迁回农村来了。后来，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吃饭靠工分，我家老少7口只有贤妻一个人参加生产劳动，所得工分无几，在生产对一向都是吃最低水平，生活极度困苦，回家不到两年，先后就死掉丫头和月秋两个女儿，使我非常痛心。1962年七月生治水，1966年3月又生治山，当时我在精神上虽得到一些安慰，而在经济上都加重了莫大的压力和负担，在那艰难困苦之时，我是既要坚持工作，又要关心家中妻儿生活，我是人在外，心在家，我便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把一分钱，一两粮票，一刻时间都全部节约用到家里来了，为解决妻儿子女的温饱问题，我曾熬过多少不眠之夜，走过多少黑夜路，到处借钱借粮，下班后，连夜还要赶回家中，耕荒种自留地，真是呕心沥血，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将你们姐弟5人抚养成人，尔等又何以报之乎。

四、参见革命工作的履历

（1）走向革命工作岗位：

1949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席转全国，就在同年4月，衡阳尚未解放，由党的地下组织（西渡部队）汪仕江，王道生等同志，来我乡组织支前委员会，由邱之山任主任，肖大生任秘书，我和刘能轩，肖大康任委员负责组织派粮派草，派铁运往前线，支援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了，从此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接着原三区区长刘克俭和区委贾来元二位同志，到我家访贫问苦，对我进行革命理论的专场教育，以启发我的革命热情，因为我在旧社会受帝官封的残害和压迫最深，最乐意接收党的领导和教育，便立即投入本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革命工作。建政时我被当选为乡贫协委员兼行政组长，同年十月，贾来元同志又介绍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任乡团支部书记。由于我在乡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区委领导非常信任。于1950年3月9号，由老三区人民政府正式下达调令，调我到区政府当区工作队队员，从此，我就是国家正式吃中央粮，拿供给制的行政干部了，1950年9月，由县人民政府下达调令，调我到县清整委员会，清理伪国民党县有资产和文书档案等工作。结束后，被评为甲等模范干部，参加县第一届劳模大会，51年元月县委安排我到县建设科，任科员，由科长姚世兴同志安排我到罗洪乡，搞互助合作试点，结果成功地组织肖芳仲，将受林全县第一个互助组，并培养出肖芳仲，将受林两个劳动模范，曾多次出席县地区，省劳模大会，曾在各报刊上发表很多篇报道，我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奖励。

（2），在农机事业方面：

1951年9月，省抽水机总站，冯仕衡（省农机管理科科长）同志，来我县发展抽水机，姚科长又安排我同他到全县各河流去查勘，结果在蒸水两岸顺利地发展6台抽水机，由于我引导有方，宣传措施得力，冯科长回省总站汇报后，就由省农业厅下文，指定调我带职带薪带队参加省办第一期抽水机训练班学习，同时还任命我担任学委主席兼团支部书记等职务，领导全省300多学员学习工作。毕业回县当任抽水机领导小组长，领导全县抽水机手安装和技术学习等工作。为我县农业机械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3年天大旱，在抽水机农业抗旱和安装之时，我是既当领导（站长），又当机手，披星戴月，日夜奋战在抽水机旁。年终我又评为模范干部，出席省劳模大会，省政府还奖励给我县抽水机站题为《成积卓著》的一面大锦旗。当即便正式成立了县抽水机站，县委组织部书面（下文）任命我为站长（属科局级干部），向光宗为副站长，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县抽水机站才演变为农林水利局所属的机电科。（同时我57年已调离抽水机站，搞水利工程去了，白石元水库所长）。至1963年才调到台元机电站当任3年站长，1966年调县工程队任队长7年，到1973年又调到长乐农机站主持全站工作4年，至1977年调回县农机局工作到退休为止。

（3）在水利工程上：

1952年10月-1953年3月，第一次整修武水河，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县委任命我当任县石工大队政治指导员，何发贤为大队长，领导200多石匠，开山石，破石料，沿河修建拦河坝数百座，河堤护坡和寄龙塞及土地庙两座小水库，为水土保持起到很好的作用。1957年秋省水利厅派来一个大型测量队约30余人。县委副书记郝万生同志，指定要我带队到全县各地区查勘大型水库地形，当时要求条件是，一是旱灾最严重的地区，二是储水一亿万立方米，三要灌溉3万亩以上农田面积。当时，我便怀着浓厚的家乡观念，想为家乡人民办一件大好事，便直接带队到上洲，关王庙来查勘测量。由于演区干众对修水库思想认识不够，斗争非常激烈，阻力很大。在县委领导大力开展宣传，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终于在本乡白石元建成了全县第一座大型水库，为本乡人民办了一件万古长存的事实。紧接着，于1958年，县委组织又任命我为白石元水库管理所所长。继续完成工程扫尾和渠道护坡等配套工程。同时还参加多源渠的工程建设，并由副县长王中兴同志任命我为第十二区长，辖区位于沙桥虎形山。当时衡阳日报曾刊登题为《万炮齐轰虎形山》的文章报道。和我供的稿。特别是在1959年冬，由我独自完成何家垅水库查勘设计及施工等任务，兴建时，区委又任命我为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指挥一千多民工，日夜奋战，仅三十六天就完成该水库的大坝主体工程。年终我被评为特等模范干部。出席县和地区劳模大会，受到县地两级领导的表彰和奖励。历年来，我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切实是做出一些成绩。也得到各级领导的好评。

（4）在党的怀抱里：

1952年12月27日，由老三区区长刘克俭和老八区区长阎子祥二位同志介绍，县人民政府党支部讨论通过，经县长赵企贤同志批准我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6个月预备期）到1953年6月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在党内曾先后当任党小组长，支部委员，副书记，书记等职务，在党的领导教育培养下从事革命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我曾立下誓言“生命不息，党的革命工作不止”，所以无论是在党内路线斗争和环境极为复杂的情况下，我对党的观念非常浓厚，对党的事业都是忠心耿耿，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变，与党同心同德共命运，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所以退休回家后，还长期不断地协助当地党委政府各项中心工作，并当任本乡镇离退休老干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书记等职务，同时于1955年还参加衡阳县党员代表大会（正式党代表）。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得到各级党组织表扬和奖励。

（5）三次带职带薪参加省里学习：

第一次于1951年，由省抽水机总站指名我带队学习农业机械技术，并当任学委会主席，兼团支部书记。第二次于1955年，由县委组织部安排调我到省行政学院进行深造，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间，我曾当任学委会文体委员，党小组长，一年后结业回县，县委任命我当任农林水战线肃反领导小组长。接着又当任农林水战线审干小组长，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同时，又参加县党代会。第三次，1960年春县委又决定调我到省农机学院。学习农机管理和农机机构机械制图及设计等技术，学期为一年，回县后，县委又调我到台元和长乐农机站，当任站长，所以到1979年，仍在县农机局退休。

（6）县工程队当队长期间：

1966年，县委组织部又下达任免书，免去台元中心站站长，任县工程队队长之职（县工程公司），此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工人无事做，无工资发，我便想尽千方百计，通过县，地，省，各级劳动部门，找京广线铁路总指挥部（武昌）订立合同，承包衡阳到衡山100华里铁路上的土方工程，县队只有70多个工人，我便到市，渣江，长乐，杉桥等地，招收300多个合同工，扩大了工人队伍，为铁路上完成土石方数千万方，同时，也为我县抓回数十万资金，实属我的一大功劳。由此反而激怒了当时的造反派，误认为我不抓革命，只抓生产有罪，是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行调我回写反省，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结果，在那极左思潮泛滥之时，把县工程队撤销，铁路工程合同毁掉，工人被下放（后来都平反了，工人调回，并成立县工程公司），名义上把我调五七干校学习，实际上我都在下面搞斗批改运动。并当任副组长，组长。

（7）积极向各党报刊投稿：及时报道工作发现的好人好事，和农村解放后的新形势，新变化，曾在各报刊上刊登我所写的文章达十余篇，如1951年，岳南日报刊登的“蒋受林的模范事迹”和“蒋劳模与肖芳仲互助组”，以及“男的要学肖芳仲，女的要学蒋受林”。1952年5月1日，岳南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的“小杨（杨青云）与抽水机”，1953年长江日报报道的“蒸水两岸的16台抽水机”和1955年衡阳日报刊登的“王坡滩抽水机抗旱夺丰收”，以及“豆腐渣曲轴责任属于谁”等。。。，为党的事业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

五、五次搬家及建房之苦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曾记1958年我家从西渡迁回不久，大跃进时，强行把我家土改的五件房屋全部拆掉，使我家七口人，无处安心，曾先后搬家五次，第一次搬本屋（那头），二次搬知路堂，三次搬许老屋，四次搬唐祖堂坡上饲养场。犹如游牧生活，达五年之久，至1962年贤妻正怀治水在身，食堂刚解散，饲养场周围房子全部拆掉走了，单存我家几间，风吹浪荡，战战兢兢随时都有倒塌危险，在那最最艰苦的岁月，家中一无所有，即无资金，又无劳力，更无器材，要想建房，谈何容易，可伶我白天要坚持工作（在台元当站长），晚上抽空回家，黑夜就地（在饲养场）放土砖四百余只，把几间房屋的周围围起来，此乃第一次建房。但仍不能挡风避雨，逼得莫奈，我才下定决心，不畏艰难困苦，第五次搬家回老家油铺堂，原地建房定居，那时家中真正是日无交交米，夜无火焊粮，建房真是困难重重，我只有从新发扬吃大苦，耐大劳，奋不顾身的精神，排除万难，忍饥挨饿，白天工作，夜晚回家，挑地基，搬砖弄瓦，到三角塘搬运石头数百担（打基脚），与贤妻一同放土砖共4000余只，由于长年累月拼命劳动，把身体搞得骨瘦如材，一再坚持病不吃药，饿就喝水，未请一个工人，于1962年冬，第二次在原地（油铺塘）架起两间矮小瓦屋，故写门联曰”屋不在高，防风避雨两居之安，家何必富，暖衣足食则为乐”。经过巨大努力，千方百计于1968年，第三次拆掉矮房，兴建三间土砖瓦房，事后我又再接再厉，勤奋努力，第四次于1970年又建一间厨房及猪栏厕所。第五次于1982年（退休后）才建成开边第一间红砖瓦房。在那五次搬家，五次建房之中，逐年累月，熬过多少不眠之夜，走过多少黑夜之路，饥肠饿肚，流血流汗，奋不顾身，才建成现有这几间房屋，房子虽破旧，此乃我一生辛苦劳动之结晶也。在此同时，我还在我家后院，开荒辟地，挖鱼池，建果园，现已是硕果累累，蔬菜满园，绿竹依依，树木成阴，想为尔等营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园，希望我等后裔必须珍惜之。

继母高氏之死：

1960年11月，我在省农机学习，突然接到家里来电说“我母已死”，使我椎心顿足，悲痛万分，连夜从长沙乘特快到衡阳，接着，从衡阳走路连夜赶到家里刚刚天亮，见此情景悲哀莫及，当时正是吃食堂饭，家中一切全无，我只得马马虎虎把继母高氏的丧事办了，母子之情，恩大情深，晚母待我，犹如亲生，这次无法很好孝敬我那慈祥贤德的晚母娘使我于心很不安。

六、贤妻汤学爱逝世之悲

1976年5月我因病在长乐住院，（我在长乐当站长）贤妻在院护理我14天，6月1日，我便带药与贤妻一同回家治疗，由于贤妻护理周到，我的病情有所好转，至6月10号早晨，因治中去山寺门水库做工未遂而发牢骚，我只是将情将理教育他几句，治中不服而流泪，贤妻一见大发雷霆，误以为我打骂治中，而对我瘴气，我便回房睡在床上，一声未哼（家里有满姨奶奶作证），贤妻仍在后面厨房熬药煮粥，端到床前叫我吃，切实没有争吵半句，不知何故，贤妻就在后面将毒白蚁药吃了，后不到十分钟，便请来医生进行打针吃药洗肠胃，怕不保险，立即又租车护送到呆鹰岭六二六医院抢救，住院四天（6月13号晚上）之后，贤妻病情切实有了好转，其体温，血压，心率，食欲等各方面都正常，贤妻性情急躁，多次闹着要出院，回家料理家务和带管儿女，便擅自走出医院大门，我在公路上叫车，就在此时，可恨姓罗的医生，她不同意她出院，便喊几个护士，强行将贤妻拖到医院，连打两针（不知是什么针），我赶到医院时，针已打完，抽出针头，贤妻病情突变，她双目紧闭，手脚冰冷，讲话不圆，泪如泉涌，断断续续对我说“我俩就要分手了，你要把几个孩子带管好，好好培养他们成人，不要。。。”。从此之后，再也不能言语了，抢救无效，只好用氧气掉到六月十四日上午（十一点钟），等治中赶到医院，母子见面后就与世长辞了。当时只有我一人守在贤妻身边，贤妻病情突变时，我的心脏病突发，几次昏倒，抢救才脱险，急得我死去活来，肝肠痛断，电话打了十多次，总不见家里来人，天气炎热，并连降暴雨，一连等了一日一夜，到六月十五日10点钟，仍不见家里来人，只来治中一个人，此时，贤妻遗体已经腐烂发臭，腹部膨胀，在此紧急关头，我只好与治中商议决定将贤妻遗体运往火葬场进行火葬了。呜呼，可叹贤妻之死，非服毒自尽也，实属罗医生误用麻药过量而死矣。我与贤妻结婚同艰共苦已三十一年，生儿育女，儿孙满堂，艰难困苦刚熬过，贤妻一命太早就丧黄泉。贤妻火葬，我更是悲痛万分，切实也是根据当时紧急情况，逼的莫耐才违心地而为之也。贤妻逝世之后，丢下儿女五个，两个女儿已嫁，治中虽成年，但不安心农村，我只好想方设法，找区长凌受春同志安排他到区建筑工程队当合同工，治水才十四岁，在中学读书，治山只有十岁，在小学读书，我仍在长乐当站长，家中既无伯叔兄弟，又无嫡系亲属可托，我是人在长乐心在家，日夜想儿泪汪汪，好心贤妹良顺介绍肖定秀与治中定了婚，三天之后就过门，来家照管两个小弟弟，77年冬才结婚，谁料治中与定秀夫妇感情不和，家中矛盾百出，我只好请求领导调离长乐，回县农机局工作，1978年9月18日，治中生下余平，我得长孙余平，生下就白白胖胖，聪明伶俐，使我欢天喜地，爱如掌上明珠，为带好余平，减轻定秀家务，我便将小儿治山，安排到小梅家中读书，1978年我又把治山带到西渡（在我身边）读书。无耐当时家务繁重，顾虑重重，造成身体瘦弱，而多病，而长期住院治疗，此情此情，我又多次向领导写报告，请求提前退休，县委根据我家实际情况，便于1979年9月15号批准我退休了。回忆我在职三十年革命工作中，在各个领导岗位上，都是清正廉明，两袖清风，任劳任怨，不屈不挠，克己奉公，爱名如子，密切联系群众，随时随地关心人民疾苦，故能如数如期超额完成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曾多次收到省地县各级领导的表扬和奖励，并荣获县以上人民政府奖状十三张，各种奖品多样，同时在退休之后的1983年还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颁发的一枚甲级勋章和一张荣誉证书。凡我后裔，永远不能忘记当的恩情。

七，退休之后

（1）协助当地党委各项中心工作：

1979年9月15号，县委批准我退休了，但我仍然是人退心不退，时刻不忘党的革命工作，9月16日，到家就到当时石元公社报道，请求公社党委安排我的工作，全力协助当地党委各项中心工作，9月18日就投入落实政策，调查了解全公社在抗美援朝和解放战争中的起义官兵，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等工作，将有关人员一一填表并整理材料上报区县，使这些同志及到现在（如志愿军等） 每年都能领到国家发给的生活补助金。紧接着公社党委调我到杨桥大队（住在该大队新屋生产队）搞完善生产承包责任制，和器固定以及完全发证等工作，一年多来，都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带行李住在肖登科家里）。1981年冬又调县众大队搞财务整顿（住在荣军汤立生家里）1981年冬，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区县劳模大会。1982年，区委调我到呆鹰岭区搞地名普查和人口普查等工作，结束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3年本生产队兴修水利缺资金，我便无偿支援钱100元，给生成队买红砖，水泥，河沙和涵洞等用。同时我见松山铺垅里这条行人要道，路烂泥泞，来往人行很不方便，我不顾年老体弱而多病，义务修路达三个冬春。同时晚上还要到各队开会，宣传法律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曾受到县广播站，有限电台，专题点名广播表扬三天三晚。当年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出席区县先进代表大会，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奖励。

（2）为离退休老干工作费力不少：

我1979年9月退休回来，就组织退休人员学习小组，公社党委任命我为组长，每月15日为学习日，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坚持到1983年，汤守喜欢同志任专干，成立老干党支部，汤任支部书记，我任支部委员，到1988年，汤守喜同志，夫妇双双抱恨投河自尽以后，区委就书面任命我为石元乡离退老干党支部书记，8年后，1996年 ，分区并乡时，杉桥镇又任命我为付支部书记到现在，特别是我在当任石元乡老干部支部书记的8年时间中，全乡共12名党员，离退休人员21人（包括教室），以当主播为核心，团结全体离退休同志，订立各项规章制度，坚持每月学习1-2次，党支部每月一次生活会，按时交纳党费，积极协助乡党政策各项中心工作，在群众中做出的榜样，及时向党委汇报老干支部工作，争取党委重视，历年来，都得到党委的好评，曾两次评为先进党支部，4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5次出席乡、区县先进代表大会。为了关心和爱护老同事的起居生活和生老病故，每年都要走访慰问几次，并组织一个储金会，凡有老同志病故，便立即派代表前往吊唁，并送环圈和祭帐，以表示我们组织对老同志的亲切关怀之情。又如老同志开会路远不方便，我便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开会，并在我家就餐，由于我这样带头无私奉献，得到全体老同志拥护，乃后各位老同志都自动争先恐后地要求到他家开会就餐，结果页又形成制度，一及坚持到1996年切区并乡为止。同时为老同志声张正义，妥善处理两起丧事，一是汤守喜夫妇被不孝子媳逼得上双投入湘江自尽，死后七天无人过问，我便请示乡党委，发动群众，组织追悼会，并责令其子媳游垅向群众作检讨，由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并异口同心地说：”这才是真正为老年人办事的郝书记“。二是为肖文胖操办丧事，肖是杉桥镇民政委员退休回家，1997年病故，家中爱人离婚，儿子判刑入狱，只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不太懂事，特别是无钱，所以也就是无人过问，他女儿到我家里找我，我便同她到镇里找书记并发来4000元钱，一手全面安排好丧事，同样也得到群众的好评和赞扬。并说，老于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在此期间，我于1997年还介绍肖德连同志入党，她是人民教师退休在家，曾义务当任生产队长，和护林员9年，不要群众分文，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将他介绍入党，为党增加新鲜血液，为老同志树立信心。

八，退休后家中事务

（1）接班问题：

1979年退休时，我便擅自决定治水接班，因为治中已婚，并在区建组队当合同工，治山尚未成年，这接班之事，无须异议，自然是老二的了，可是肖定秀却大为不满，长期风波不息，家中生产建设无法进行，于83年她夫妇搬到衡阳学艺（做衣），治中做工。同年治山初中毕业，未升高中，小枚则安排他到三湖拜师学木匠。

（2）在家做3.8亩样板田

1982年，家中只有我和余平（只有四岁）两公孙，既要协助当地党委（公孙吃猪都住在肖登科家里，在杨桥新屋生产队搞完善生产责任制）工作，又要照顾家务，特别还做了3.8亩田，并没有请多少工员，只有请肖姑爷和外甥帮忙并作双季稻，两季，每亩平均收稻谷1816斤。

当时公社党委便组织到我田边场参观，要我作经验介绍，年终又被评为甲等劳动模范，出席区县劳模大会，同时，又发展养殖业，在后院按水池四口，养福寿螺，家里养鸡40多只（因为谷不值钱，只卖11元100斤还要开后门）当年收入切实客观，但人是搞的精疲力尽，最老火是做事回来还要煮饭吃。由于太累太忙，太孤单，而产生再娶的念头。

（3）再娶王氏老妻：

1984年4月24日，再娶王氏，首先我写好了报告报经县农机局领导批准，再到石元乡政府打好结婚证书，手续完善已成为合法夫妻。当时由于治中夫妇到衡阳做工，老二接班，老三到三湖学艺，我是孤单一人在家，便把长孙余平带在身边，祖孙二人同吃同住，形影不离，在一起生活倒也清心如意，谁料这好景不长，1994年春，治中又把余平带到衡阳市去读书，我仍是孤单一人在家，纪要协助党委工作，又要料理家务，还要作三亩八分天，实在困难重重。为排除孤独和苦闷搞好家庭建设和家务生活（贤妻汤学爱殁后九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再娶王氏。我与王氏结婚后，意气相投，同艰共苦，勤俭节约，为振兴家庭经济，增建房屋，操办儿媳婚事，必需大量资金，我与王氏一道，共同发扬老当益壮，将苦奋斗的精神，在搞好家中养殖业的同时，可怜我又重抄旧业，抽出时间，又经营挑箩押担小生意，曾先后挑湘莲到衡阳，耒阳，邵阳，桂林，柳州，广东等地区卖，肩挑路磨，爬山涉水，费劲千辛万苦，才摆脱家中贫困也，1987年才有能力为治山与汤达爱操办婚事，1988年给治水余毛湘银结了婚。1987年9月生孙廷贵，1990年2月生孙女廷余，同年5月生孙女雅琴，我在这三年之中，操办两个儿媳婚事，特别又添了三个孙儿，这三个小宝贝，生下来白白胖胖，天真活泼，真是可爱，同时，现已有外曾孙戴俊平，夏丹丹，罗棋，段玲等这八个小宝贝，更是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全家已是四代同堂，共享天伦之乐，其乐无穷。

（4）长子治中之死

正当儿孙满堂，人兴财旺，谁知家门不幸，1995年，肖定秀闹着要与治中离婚，可怜他一气之下，与1995年7月10日，先写下绝命书，连同行李证件全留在衡阳肖老表（业根）家里，独自一人爬火车，离家出走，由于他分文，一切证件全无，可怜他在外流落达3年之久，曾到过上海，福建，最后在江西鹰潭，被一个好心的庞老奶奶收留下来，流落街头捡破烂度日。可怜他，原来就身患重病，加上这次流浪在外，受尽冻饿和毒打，身体被摧残，病情加剧，在那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于1997年4月打电话给治水。我自治中出走之后，便心急如焚，到处打听，全无音讯，日夜想念治中泪不干，一听治中来信，真是欢天喜地，便连夜写回信，连同证件和200元现金，特递邮往鹰潭，信中百般安慰和鼓励，并催他速急回家治病，及到97年年底才回来，父子见面，悲喜交加，好伤心，可怜治中为了余平读大学，在外捡破烂卖点钱，自己不吃不用，忍饥挨饿，病不吃药，有时寸步难行，还要坚持日夜去捡破烂，他还千方百计，奋不顾身，省下壹仟多元钱，付回家中给儿子余平读大学，这种望子成龙和吃大苦，耐大劳精神，实属难能可贵，是值得大家学些而效之，余平又将何以报之乎？1998年4月，治中不愿在家吃呆饭，时刻都想再寻点钱给儿子读书用，坚决要求到云齐（二姐罗云才承包的）工地，先当施工员，后受材料，达十六个月之久，到1999年7月22日，我还带病与小枚一同到云齐工地去看望过他，父子见面，问寒问暖，互相关心，离别时，他还送我一程。可是我回家只有三天（7月26日），突然听到治中抱病身亡，使我悲痛欲绝，昏倒数次，死去活来，可怜我早已患上严重心脏病，已是经受不起这老年丧子（扫脚棍）的沉重打击的人了，从而使我的心脏病一天比一天加剧，生命已是奄奄一息。

（5）勤耕苦种，省吃俭用，为后人幸福生活发家致富

我自退休回家，（先是一个人，后与王氏二人）每天都是坚持起早摸黑，有时还要披星戴月，坚持劳动搞生产，曾把治山的一亩多承包田作到1988分家为止，83年还作治中两亩多田，共3.8亩田，由于我用科学种田，每年产量都很高。同时还搬不少油菜，除自食外，还有油卖，因为每年都要捡很多野茶子，（最多捡过300多斤），由于茶油价高，自己舍不得吃，全本上都卖掉了。我还做了几方定罾，每年夏秋季节，早晚还定了不少小鱼，因夜晚鱼多，我都是4-5点钟起床，摸到塘边去定（没有电筒）。最多一年还卖过两三百块钱小干鱼。同时每年还要到田里捡稻穗，最多一年捡过两三百斤谷。特别是副业生产，搞得好又多，除自家的自留地全部种上作物外，还开了不少荒土，种上作物，每年除自吃外，如花生就要卖百多斤，豆类数十斤，小菜瓜果数百元，历年来都养了一些鸡和鱼，养大之后，我都舍不得吃，连蛋都是很少吃一个，省下来卖钱，平时很少到市场买菜吃，都是粗茶淡饭，古书云“要将有食思无食。莫把无当有食，我还和从前一样，把一分钱一粒粮，一只蛋，一刻时间，都节约信者存下来，为家庭，为后人，办好事，办实事。如1999年9月23日，一次分送给后人两贰万陆仟元，三个崽每人6000元，两个女每人2000元，长孙余平读大学给叁仟元，继子汤守生也分2000元。已资鼓励他们努力读书，发家致富，我以身作则，做出榜样，能否对下一代会有什么启发，这就是我的实心实意，望尔等珍惜之。

（6）长期疾病缠身

由于我在旧社会饱受生活艰难，家庭重担压力，饥肠饿肚之苦，造成多种疾病在身，特别是心脏病，其中以贤妻和治中死后，更为严重。近几年来，因年老体弱，抗病能力下降，病情加剧，发病率增多，如2002年至2005年不到三年就住院四次，（县中医院三次，人民医院一次），共花医药费达两万余元。感谢党的医疗保险政策英明，国家报销壹万多元，住院期间，好在儿女，儿媳，孙儿，岁女等各个孝顺，精心护理，使我才能活到今天。

（7）呕心沥血，倡九修族谱

余氏族谱合修七届，八修于1943年至1947年因战乱分别谱修三碟，我贤中及偏远地区都未曾合谱。七修距今已百余年，先祖源流，班行族规，一概尽废，我观音山族众，只知有仲简，太公，上下数十代名讳班衍完全不知，我由于思祖敬宗心切，曾多次倡议修谱，因找不到老谱，曾于1993年我与余纯普到余穴坪，余廷纪（中立孙）家，八修谱虽有，但没有我贤中房的资料，只好搁下了。及到1999年8月，我在病重期间，心中非常挂念我余氏族谱之事，便在高真寺召开多次会议，得到族众大力支持，并成组织，筹集资金，再次到衡阳，衡南，衡东，衡山，南岳，湘乡，常宁，耒阳等地，发出上千份倡议书及有关文件，深入族众，宣传发动全体族众，个个赞成，便于1999年12月12日，在泉溪寺召开全族代表大会（代表57人），正式成立余氏九修族谱委员会，全族五十七个代表，一致选举我为族长（正主任），其他副主任四个，委员十三人，并订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分工负责。由于我本人以身作则，不顾年老身弱而多病，犹带药启程，抚杖上路，仍坚持，顶严寒，冒酷暑，爬山涉水，带头走遍全族每个村庄，为谱事而奔忙，录齿录，收人丁款，经求各房意见，谱房印刷，谱牒刊登，桩桩件件，都安排妥当，事事都是勤俭节约（每人只花12.5元）不到一年（2000年11月16日）就顺利地完成余氏九修族谱，由分而合之伟业，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修好了族谱。使余氏全体族众，黄发~髻，喜笑颜开，族夫族妇，呕歌于途，有口界碑，功德无量，得到全族8000多族众的赞扬。

（8）八十老翁，还想继续献余热造福于子孙后代